德内10号

译自《时代》周刊“亚洲旅途——从札幌到泗水”专题。原文见http://www.time.com/time/asia/features/ontheroad/china.migrants.html

建造梦想

当乡下的男人们如潮水般地涌进城市时，那些被他们抛在身后的村庄正在走向消亡

By HANNAH BEECH Shanghai

    雁塘村口，这条通向外面世界的尘土飞扬的小道，给人们指出了唯一一条出路——走出去。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浙江省几乎所有偏远村落的壮劳力都“逃”到了大城市，在那里，他们的辛勤劳动勾画出了上海闪亮的城市地平线。原先，雁塘的男人们只带着自己的铁锤和安全帽来到那里，而今天，500多口人中有将近一半都生活在上海，整个村庄都几乎迁移至此。尽管这些外来务工者靠盖房子赚到了一些钱，但雁塘村仍在走向消亡。

    雁塘村被犬牙交错的群山所包围，毫无疑问，这是个拍摄风景明信片的好地方，但却不适合农耕，而后者却是整个地区的经济支柱。情况在大约10年前进一步恶化，雁塘村里灌溉水稻、橘园的河水被上游因修水库而建起的大坝所拦截，如今只剩一小股溪流从村子里厚重的石板桥下流过，显得那么的无关紧要，村里人甚至没有给它起名字，只叫它“村前的小河”。许多稻谷干涸破裂，漫山的橘树也由此被荒废。而更多的破坏还会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接踵而至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加重对像雁塘村这样，依靠锄头和低产量过活的村庄的削弱，他们在西方农村的拖拉机和高产量面前输掉了竞争。目前来说，大量的化肥消耗以及抽水所需的电力供应，已经使得农业再也无法支撑整个村落群体的生存了。他们种植粮食只是为了果腹，然后送男人们去上海挣真正的钱。   

    王全能记得，他们老王家的整个家族历史同居住在雁塘的历史一样长。他们家以及其他三个大姓——于、许、朱，组成了雁塘村的全部人口。但老王自己，这个从未走出过村子20公里以外的庄稼汉，是定居在雁塘的最后一代人了。他的三个儿子全到上海去当建筑工人。“这儿没有适合他么的工作”他一边说，一边抚摸着后背的痛处，在一个种青豆的早晨，他说：“这很孤独，但我们都得吃的了苦。”

这种苦对于他在大城市挥汗如雨的三个儿子来说，体会的更深。每时每刻都是煎熬，而每天5元钱的工资尽管比在家的一无所获要好，但考虑到城市的高价生活，仍然显得太过贫困了。五光十色的上海很少对这些满身尘土的为他们修建摩天大楼的民工抱以同情。肆无忌惮的官僚们常常向民工收取每年平均30元的暂住许可费，作为他们在这里工作的合法标志。雁塘的移民工人每年只能回家一次，因为7个小时的火车加上4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旅途实在是太费劲了。这就意味着，那些村里的小孩多数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的。“我回家后他从来不听我说话”，王全能的二儿子王育人说起他八岁大的儿子，“我猜想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

 

尽管如此，男人们还会离开家，并且希望自己的儿子们也会走同他们一样的路。

    这种对未来的投资使得雁塘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回到家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在那里他们所会的专业技能将被荒废掉。于是当受教育较少的亲戚们在农忙时节回到家乡去的时候，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仍选择继续留在上海，这个能让他们赚到更多钱的地方。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使得雁塘更加缺乏吸引力。“我的家人希望我能回去，”年轻的小王说，他刚刚来到上海一个月，已经在腰里别上了BP机，“但我想我不会再回到那种单调枯燥的地方了。”

甚至对于老一代人来说，他们忠实地定期把钱寄给雁塘的家人，却也很难因为物质需要而回到家乡。当然，他们的积蓄却在过去的几年中改造着村庄。如今许多新房子在泥泞的小路旁拔地而起，这些白色瓷砖蓝色玻璃的房屋样式很像是浦东新区的建筑风格。夏季早些时候，王全能的小儿子，王宇军建起了一幢二层小楼，这是这个32岁的汉子平生第一次住进7200元的房子里，他花掉了11年在上海打工的积蓄并向几家亲戚借了一些钱，养活着自己的妻子和六岁大的女儿。“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享受的起这样的房子，”他说“为了支撑我的家庭，我必须继续在上海工作。这里是他们的家，不是我的。”

 

对于他的老父亲来说，生活依旧奉献给了那间漂亮的农家小院，装饰着木头的门楣和一串晾干的大蒜。但是对于这间有300年历史的小屋来说，王家人清楚，它终将会被铲平，就像很多只身在外的户主一样建造起一座他们或许永远都不会居住的房子。在这些房子中长大的孩子将更不可能回到祖辈生活过的，雁塘的干旱田地里去，也会更少把他们的钱寄回家里。“谁知道呢？”王全能说。“很快，这里将不再会有姓王的人家住下来又跑到上海去。”到那时，雁塘村的这条“完美旅途”之路，将变得像流经村里石桥下的溪水一样：成为在很多年以前，关于丧失生存能力的一段褪色的记忆。

 

三 

    在涪陵，我曾经是“美国和平队” 的一名志愿教师。我大多数的学生都来自农民家庭，学院负责培养他们成为中学的英语讲师，当然通常是农村地区的。一小部分人离开家去南方找工作了。这些学生是冒险家，他们通常都很聪明，英语能力也很出色。我曾经请其中一个人帮我校对我的书稿，而她在第一封信中回忆了自己离开涪陵时的场景：   

亲爱的海斯勒先生，   

    开船了。涪陵在眼前匆匆逝去。我透过窗户凝视着远处的城市和群山，试着抓住更多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但是谁又能知道，当我下次回来的时候，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呢？……你想象不到我是多么喜欢读你写的关于涪陵的故事，它把那里的水、那里的山和那里的人又重新带到我的眼前。

    她告诉我，我书中那段对学校干部“独裁者”般公共演讲的描写，让她大笑不止。但是她的语气在下一封信中发生了变化：“我想没人在读完你的故事以后会喜欢涪陵的。但是我不会抱怨你写的所有真实的东西。我只是希望这座城市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当她再来信的时候，她谢谢我批评了某些***员观念的狭隘。但是她也对我描写的“汽车喇叭叫个不停”这段给了自己的评论，“我同意你的看法，涪陵是个喧闹的城市。但是你真相信，那些载你去码头的司机在短短15分钟的车程里按了566次喇叭吗？抱歉，我可不信！但并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你这个人，而是不相信那些所谓的统计数据。明天我会打电话给我的一个开车的朋友，告诉他不要像其他司机那样狠命地按喇叭了。”

    她的反应像江上的小船一样轻轻地改变着方向。她可能对于一页纸的描写感到被冒犯或是有所感激，但最终，当她读完了整部书以后，她告诉我这着实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去接受。“在第一章里，我看到了一个外国人，站在有利的位置上对涪陵以及这里的人民表现出来的好奇和同情”她继续写到，“作为一名从发达国家来的外国人，他做的很不错。但是或许由于我太过敏感，他表现出的所有的好奇与同情都让我觉得不太舒服。”

    她告诉我，当我真正融入到当地人生活以后，无论好与坏，都让她读起来更加的舒服。书中她最喜欢的一个场景，是我几乎和一个惹恼了我的擦皮鞋的男人动起手来，就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这已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了，我冲那个男人大喊大叫，并且当中羞辱了他。一个外国的校对者告诉我这段描写让他很厌烦，因为我的行为在他看来与那个擦皮鞋的同样恶劣。但我的学生很欣赏这些：“我很同情你，当我读到这些文字，反应出你早已变得坚毅的内心世界的时候。我想，我能明白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内心被一些曾经厌烦的事物捕获以后的悲哀。”

    我们的对话提醒了我，当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有时候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自己在揭露事实。我总是相信这里有很多“舆论管制”的媒体在中国：很多文章民众是根本无法看到的。现在我自己成了一个为外国观众写故事的老外。我在涪陵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我有这种信念，那些有思想的居民，就像我的那些学生们，会明白为什么我要写下这些东西，但是我担心政府会作何反应，当他们看到我对于三峡大坝的和学校部门***员态度的批评时。当这部书出版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不会受到欢迎了。

    六个月以后政府官员的回应出现了。在一份全国性的党报《参考消息》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对中国的个人印象》的长篇评论文章。《参考消息》着重翻译一些外国的文章，他们从一份美国杂志《政治评论》中摘下了一篇书评。这篇美国刊物上的书评引用了我在书中提到的很多细节来凸显中国遇到的社会问题。在一些段落上，我相信评论者强调了过多的负面遭遇。“中国世界地位的上升会让我们停滞不前”他写到。但是这个特别的句子却没有被《参考消息》翻译进去。同样，无论是“***无节制的野蛮行为”还是“海斯勒感到当面对那些对抗自己的中国人的观点时，他的反应很激动，而且通常是消极的反应” 这些句子都没有翻译出来。替代它们的是，参考消息把舆论导向转到了另外一边：“海斯勒注意到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十分深厚。他说中国人都深爱着他们的祖国……他们自豪于国家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他们自豪于他们的政府。”

    评论通常很难被作者摘抄，而且最麻烦的是一个***员的评论总是充满了溢美之词。几天时间里，我一直试着去搞懂它们的意思。但是我记起来涪陵人曾经教给我的一些东西：实用主义。我影印了这篇评论然后把它寄给了我以前的同事、学生和朋友们。我把文章寄给学校领导，这样地方上就会明白这里面的根本意思：这本书可以放心去读。而且我知道我也可以很安全地回去了。 

四 

    200多人听了我的那场演讲。多数是我离开涪陵很多年以后才招收进来的学生，但也有一些面孔是我熟悉的，像我的朋友们和我书里的一些人物。艾尔伯特也在这，而且我注意到另一个我写过的同事也在场，她是位老女人，在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曾经痛哭流涕。坐在前排的是钱曼丽，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也是在涪陵学校两年时间里我唯一“约会”过的人。在我的书里那是一段短暂的时间间隔：一个小时以后我发现她已经结婚了。现在她已经有了一个两岁大的孩子。

    任何时候我回到涪陵，总会停下来到她工作的岸边去看看她。她总是说着同样的话：“你已经不认识我了，是不是？”然后她会说：“我比以前胖多了。”  

    “你看上去一点没变。”我说。  

    “说实话嘛”她坚持道，“我胖了，是不是？”

    这无疑是作家另一个进退两难的时候：当你笔下的一个人物增肥了以后你该怎么办？“你看上去棒极了，”我总是这样回答她。

    有一次，我和曼丽谈起涪陵的变化，她告诉我最重要的进步在人们心理上。“当地人的眼光已经和你在的时候不一样了，”她说，“他们更加开放了。涪陵因为三峡大坝跟其他的地方联系更广了，很多企业落户这里，新修的高速公路也方便了涪陵人到重庆去。”

    她提醒了我，时光在涪陵走的很快。这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而长江两岸尤其如此。当我在这里做老师的时候，很多个下午都泡在了一家当地的小面馆里，一个先前农民开的只有八张桌子的小面馆。当1999年我第一次回到涪陵的时候，他们已经新开了一家网吧。类似的故事在这座城市里有很多，并且当地人引以为豪。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些改变会让他们更能读懂我的书：很多细节在出版之前就已经过期了。BP机被手机取代，慢悠悠的船被公交汽车取代。当地人怀旧的东西也仅仅出现在五年以前而已。

    但这里很少有后悔，或者是对改变的畏惧，有些时候这令我很担忧。当我沿江旅行的时候，我常常能够听到某某官员从三峡大坝项目中挪用公款的事情，一些时候他们说自己并不想搬到新的城市去。但几乎没有人问过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大坝不能正常运转怎么办？

    我作报告的那天早晨，我沿着一条最熟悉的线路穿过涪陵市区，我总是很享受穿行在这些老城区里的感觉，这里依然还有一些传统的木结构房子。但如今附近的建筑都已经拆掉了，现代化的建筑替代了一切。

    下到河边，工人们正在完成涪陵堤坝的修筑。不像下游的一些城市，把很多东西都成批地搬到高地上去，涪陵的堤坝仍然留在老城区里。现在这座城市的一些区域将会被淹没在水中。当我住在涪陵的时候，这个堤坝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但它现在却矗立在我的眼前：混凝土的防护墙，65米高，沿着城市边界蜿蜒铺开。工人们在坝顶上忙着，空气中的灰尘很大。一辆黄色的推土机在旁边的工地上推着碎石块，这让原本这个地方的一些记忆突然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一个集市，一口老井，一个传统铁匠铺。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一个星期前拆掉了。

    艾尔伯特请求那个演讲一半用英语，一半用中文。我们略微扩展了演讲的题目：“我为什么要写中国”，我在两种语言间不停的变换，试着去解释我的意图。我告诉听众我写作涪陵的根本原因是很个人的：我只想记住这个城市和我的朋友们。但是我同时注意到了一些吸引我的社会变化。我在黑板上写下一个词——“中产阶级”。  

    “我知道，在涪陵很多人都是中产阶级”，我解释到“那些老师，同学，开小饭馆的人。在过去，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很贫穷，但是现在不同了。中国已经不习惯拥有那个贫穷的阶级了，我想这是今天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之一。”

    我告诉他们，这种社会群体在美国或是西欧一些发达国家里已经成为了基础：没有特权的安慰或是贫困的绝望，中产阶级总是拥有革新与批判必要的动机和背景。当我说这些的时候，我想起上个星期的一些事情：穿着新衣服的小学生，俄罗斯水翼船上的美国电影，乱石上的村庄，65米高的混凝土坝墙。但是我并没有表达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中的弱点：盲目的乐观，还有对物质生活的无限追求。或许，这是我写作涪陵的最后一个原因吧——因为很多事情难以口头说清。

    学校官员在演讲后邀请我吃饭。艾尔伯特也参加了，还有现在任教的美国和平队的三位志愿者。谭先生，一位我当老师的时候专门负责外国志愿者的学校领导也参加进来。我住在涪陵的时候，不很喜欢那些管理者，但谭先生是个例外。他是个友善，开朗，时常冲我微笑的人。现在，他问我是否想喝点啤酒或是白酒。在过去，我们的晚宴经常恶化成为喝酒比拼。所以我告诉谭先生我更喜欢啤酒。 “尝尝新的涪陵啤酒怎么样？”他问。  

    “黑啤？”我问他。上一次我在涪陵的时候，当地官员很自豪地用当地“泉陵”酿酒厂新出的黑啤款待我。 

    “那可不是新的”，谭先生带着明显的骄傲态度说，“新出的是绿啤。” 

    “绿啤？”

    “是啊”，他说，“很有益健康的。”

    我告诉他我想尝尝。一个女服务员过来，把我的玻璃杯里倒满了一种颜色很难形容的啤酒：一种奥古斯塔地区的新绿，是幽谷半岛在春天时候的颜色。桌旁的每个人都期待地看着我，于是我满满地喝了一口。瞬间，一道未来销售市场上的“彩虹”在我的心头闪现。  

    “太棒了”，我说。 

五 

    我们吃着饭，谭先生告诉我他很喜欢我书中关于晚宴醉酒的描写。而我则猜想他是如何读到它们的，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关于赛老师的一段也很有趣！”他说。  

    “我很高兴你喜欢它”，我说。我曾经写到过一些领导诸如谭先生“残忍”地“欺负”赛老师的事，后者是一位聪明的但不善饮酒的讲师。从那以后，赛老师就离开了涪陵师范到另一所重庆的学校任教了。  

    “我总叫他‘赛小姐’！”一位领导说，所有的人都笑了。他们一定高兴地想起来以前“欺负”赛老师的那些日子。  

    “他根本不会喝酒！”一些人说。  

    “你真不想喝点白酒吗？”其他领导问我。  

    “我喝这个挺好的”，我回答，眼睛盯着我的玻璃杯。这杯啤酒像翡翠一样亮晶晶的。  

    “我们并没想灌你太多！”谭先生很委屈地说，“你可写了我们强迫灌你好多酒啊！”  

    “这没什么大不了”，我温柔地说道。  

    “我们一定不再灌你了！”其他领导说。另一些人还插话进来，“你想喝点白酒不？”  

    “不了，谢谢”，我说。我很想换个话题，但每一个想到的又都觉得不太合适：大坝，堤坝，共产主义的衰落，或是庆祝圣帕特里克节。

    在涪陵我有两个中文家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成为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我的书问世以后，我送给他们每人一本，上面还有我的赠言。孔老师很多年以前曾学过英语，他告诉我他花了暑假的大半时间来看我的书，而且还查了好多遍字典。“我知道你书中的很多事”他微笑地对我说，“我们在班级里讨论过很多里面的事情。”

    但廖老师从没学过英语。我们的关系也很复杂。在第一年里，教师的讨论常常恶化为政治的斗争。她是一个很自信的女人，也是个狭隘的国家主义者，大多数情况下拒绝外国人的帮助。慢慢的，我开始学着尊敬她的品德，并且我记录下了我们成为朋友过程中的耐心和努力。但我从不确定她对我的文字作何反应。

    在我回到涪陵的最后一天里，我去廖老师家吃午饭。她的女儿——张瑞林，就是在我离开这个城市不久后出生的。现在她已经四岁了，是一个叫我“外国叔叔”的留着短发的可爱的女孩子。看着孩子，我意识到真的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我们聊着过去的时光，廖老师告诉我她还没有看过这本书。“我不懂英文，”她很失望地说，“但是你知道，这本书已经被翻译出来了。”

    她的话让我很糊涂，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是英语系翻译的，”她说，“我想他们分工合作来着。”  

    “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迟缓地说。现在我才意识到为什么那本书如此之破了。  

    “这也是我听来的，”廖老师说，“我问主任能不能让我读读，但他不让。他不允许任何人看它，说这是个秘密。他们像宝贝一样保护着它。”

    当晚我离开涪陵前往重庆。临行前，我没有向艾尔伯特询问翻译的事情，我感觉那已经不关我的事了——旅行中的很多事情已经从写作中被分离出来，让我觉得怪怪的。最艰难的时候，就是这部作品从我的手下诞生，由私有财产变成公共商品的时候，我意识到这部书对涪陵的人民是同等的。这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的。并且，在我自己看来，他们已经决定了如何去回应这些描写，描写关于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化的城市，上涨的江水。

    看在过去时光的份上，我决定乘船，尽管新修的高速路要快捷的多。在最后，像所有当地人一样，我决定转成公交车。在旅途的第一段，我看到了沿途的风景——现代化的高速路切过绿色的群山，河谷里庄家已经丰收了。一些谷粒上的光芒在不安分地跳动着。过了一会，他们暗淡下去了，我也终于沉沉地睡去，直到大城市的亮光将我叫醒。

    三峡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去看一看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很痛心自己没能在大坝修筑前看到她最美的样子。这将是个永远的遗憾。今年假期要去宜昌——拽拽的家。拽拽是个喜欢摄影，懂摄影的人，他能把百分百的热情和努力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去，摄影就是其中之一。把这篇翻译的文章送给拽拽，已经我未曾谋面便已逝去的原始的三峡。希望在以后的博客中能够介绍拽拽自己相机中的家乡。

 

改变的历程 

    皮特·海斯勒回到了他写作第一本书的地方，中国南方的一座江城——涪陵，他发现自己书中的自主公正在书写着新的故事。

 一 

    艾尔伯特生来就是个能和他做朋友，并成为你小说主人公的人。我和他一起工作过，也写过关于他的故事，这两种关系连带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职责义务。当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他要请我帮忙时，我知道自己无法拒绝。

    那是在2002年的秋天，自从我当上涪陵——这个长江边不起眼的小城市里一所师范学院的老师起，已经过去了四年多的时间。那个时候的艾尔伯特还是个初级讲师兼低级行政人员。在《江城》——这部描写我在涪陵的生活经历的书里，我形容艾尔伯特为“一个坐在权力位子上浑身不自在的人。”说实在的，我对这句在400页的大部头书里不足半句的描写根本没放在心上，但是现在，当这个男人站在我的面前的时候，他看上去同我描写的其他人物一样的重要。

    自从我98年离开涪陵以后，很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在当初的那些日子里，三峡大坝还只不过是个抽象的概念；居民们只会模糊地提到这项工程对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会有怎样的改变。无论任何时候，当我问起涪陵的未来，我的朋友总会在空中为我勾勒出一幅景象：涪陵会有一条宽敞的高速公路，堤坝将围绕着城市，在山顶将会建起一个新的郊区。这一切听起来像是一场梦——一个只要我稍微触碰到细节就会随风而逝的梦。1998年6月，我像初到涪陵一样，坐着船从这里离开，我开始回忆这座城市——没有交通信号灯，没有高速公路，没有堤坝。薄雾在江面上铺开，像一条脏兮兮的灰色的丝巾。

    我自己的未来同样迷茫。我想写一写这座城市，但每次我开始思考细节的时候，那些词句，那些章节，和那些主人公，都让我心神不定。我在涪陵的几年是快乐的，但仍然有很多艰难的生活经历。我经常被人担心，是否会在不经意间践踏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敏感性。最多的时候，我担心那些地方领导会因为一个外国人的口无遮拦而感觉受到了侵犯。

    然而，似乎就从我离开的那天起，所有的幻想一个接一个地物化起来。新的城区被新的道路相连，人们开始穿行在红绿灯下。新的高速公路把涪陵和重庆连接了起来。当我八月份回去的时候，涪陵堤坝也几乎就要完工。连学校里的学生也翻了一倍之多。艾尔伯特依然年轻，但是已经不再如我所说的那般“不自在”了，他已经被提升为英语系的主任，新的权力看来已经担在了他的肩膀上。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笑着和我握手，然后沏了一杯茶给我。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本我的书。一年前，我把这本硬皮的《江城》寄到了涪陵学校的英语系。现在他重新把它递到我的面前，告诉我：“你知道有多少人都看过这本书！”我接过书，封皮已经撕破了，上边布满茶渍，书页的边角已经打卷，手指的不停翻动让纸张都略微有些发灰。这件“作品”在我的手里感觉沉甸甸的。是我自己写了什么看上去如此沉重的东西吗？    

    “你不计划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吗？”艾尔伯特问。我告诉他没有这个想法。

    “那如果我来翻译呢？”他嘴角挂着笑容，“你会控告我吗？”

    我笑了，并且问候了他的儿子，小家伙是在我离开涪陵的那年出生的。我们聊了一会之后，艾尔伯特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我实在不想打扰您”他慢慢地说，“但是如果您给我们英语系的师生做一次演讲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我询问他们想听我说些什么。艾尔伯特想了想说：“关于……你为什么要写那本书？”那一刻，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其实已经想好了一些问题，都是我以前做演讲时同学们问过我的。例如：美国的生活是怎样的？如何学习英语？生活在北京有什么感觉？但艾尔伯特的提议很直接，我下意识地想拒绝他。但我渐渐意识到，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别人问过我的最好的一个问题。  

    “好的”，我结结巴巴地说,“没问题。”  

    “谢谢！同学们一定会非常兴奋的。”

    我问他报告的时间。  

    “明天，下午五点。” 

二 

    连续十多天的时间里我逆长江而上。那是一段缓慢的旅程，一次漫长的告别。我意识到这将是三峡水位上涨前我最后一次游览长江。每个细节都不能错过：我想记住这条江，这些船，还有这些熙熙攘攘的港口小镇。我从宜昌开始，搭乘了一艘金山号的水翼船，上面反复播放着一部美国电影《落水情缘》。

    那是我第一次观看由古蒂·霍恩和克鲁特·拉塞尔出演的影片时感到伤感。那部影片反应了，在我看来是长江客船上最理想影片的三个特征：糟糕；翻来覆去地播放；除了戏剧性的海上灾难以外毫无其他情节可言。船在水中挣扎，人们绝望地在空旷的水面上迎接风浪。古蒂时常发出尖叫。这些我都看过了两次。

    我们的船有规律地发出“嗡嗡”的声音，像长江上的其他水翼船一样，它是俄国人建造的，船身上标着古斯拉夫文字写的安全标志。这种陌生的语言让我想起，人类大航海历史上那些所有的——唯独没有俄国人参与其中的——开创性的历史瞬间：里夫·埃里克松（发现纽芬兰岛）；哥伦布；麦哲伦；Thor Heyerdahl的“康奇基”号。

    但总会有另一种方式让我们回顾过去，我试着做一名乐观主义者：或许当那些俄国人被命令制造一批水翼船，出口到中国省份的时候，他们已经保留了那些制船专家的意见。这些船的内部几乎都是打磨光亮的钢铁，还有被焊接死的沉重的窗户。这可能也有两种用途，我选择去欣赏她牢固可靠的一面。事实上，我留下了不少以往游长江的愉快经历，那是当我坐在另一种像坟墓一样的俄罗斯水翼船里，看着里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泰坦尼克上淹死的时候。

    那些废弃城镇的碎石块遍布江岸。在过去的六个月时间里，低地居民点的拆迁进度为了大坝的建设而一再加速，想要看到以前那些我最喜欢的地方已经太晚了。大昌古镇有四分之一的地方消失了；巫山的大部分区域被毁掉。大溪已经成为了记忆——一年以前，我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散步穿过这个宁静的村镇，俯瞰着远处瞿塘峡的入口处。同大昌一样，大溪曾经是长江流域最原始的村庄，保留着众多清朝的老房子。现在，这里一无所有，只剩下一些木头架子的建筑残骸，等待着最后一批拆房的队伍。

    拾荒者已经把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捡走了：砖头、瓦片、铁丝。我花了几天的时间走过这些荒废的村镇。在大溪，我找到了一幅放在镜框里的相片，拍摄的是日本的富士山，前面有烂漫开放的樱花。在旁边，我偶然发现了一个旧的饼干桶，上面还印着一副时髦街道的宣传画：一家银行、一辆公共汽车、一个交通信号灯。石磨到处都是，这些巨大的车轮样的石头，留下了岁月侵蚀的痕迹，如今却被一条新的河流抛弃。在青石我停下脚步去端详一个垫着坐垫的红色椅子，一个旧的篮球框，一个标记着上个世纪烙印的破石板。一所老房子，已经没有了房顶和窗户，却仍然固执地锁紧了前面的大门。

    我想如果你看得足够努力的话，这些老物件会为你讲述，在中国的这片的地域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但这种讲述是混乱的，让人难以琢磨的。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已经搬走了。有一些已经在遥远的省份定居，剩下的搬到山坡上，那些布满水泥墙、白瓦片房子的时髦城镇里。在碚石，我从一家完全没有门窗的简易小店里买了一瓶矿泉水。小店的主人是一对夫妇，他们周围的村庄都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女人名叫史安翠，她告诉我他们以前的小店就开在旁边。她热情而且很健谈，然而她的丈夫却很警惕地盯着我。男主人名叫谭第五，外号“老五”。  

    “你有四个哥哥？”我开口问他，希望能和他聊聊天。

    谭老五漫不经心地点点头，瞅着我，那意思好像在说，问这问题你真是个天才。

    他爱人告诉我，来年开春忙完最后一季以后，他们也要搬走了。他们的新家是一个叫南山的村子，离这里有15公里远，远离了长江背靠着大山。“政府觉得我们应该到那里去。”她说。当我问起她喜不喜欢那个新地方的时候，她回答的很简单：“那里连艘船都看不到。”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细节很重要。这些城镇虽然已经渐渐远去，但河流依旧如故，并且令人欣慰的是还有渡船。我在一段旅途中租了一艘小船。船老大名叫项天苏，将近60年的时间都在长江上度过。无论任何时候，大的舰船从旁边扫过，项老大都会调转船头直面波浪。水带着欺骗性的平静漫上船头，直到水浪在船身上破开，变成白花花的泡沫，船才开始疯狂地颠簸起来。半分钟过后，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江水是流动的，无休无止的，这里不会留下记忆。那么，所有的狂暴和愤怒又到哪里去了呢？

    长江边的生活是艰苦的，你必须要去面对眼前这条没有思想的河流。在我与项老大同舟而行的三天以后，我开始等待着青石镇那边的渡船了。青石是个小村子，码头上除了能看见石灰石岸边旧的凹槽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这的大人看上去很贫穷，破烂的鞋帽，老旧的农民穿的蓝布衣物。但是他们却很自豪地打扮着自己的孩子。一个梳小辫的小姑娘穿着崭新的牛仔裤和斜纹粗棉布的夹克衫，另一个人拿着一款廉价的DKNY牌的书包。渡船来了，我站在船上，在孩子们中间，但大多数家长却依旧站在岸上，向远去的我们挥手道别。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星期天，很多孩子从山上的村子出来，他们那里没有学校。周末过完了，他们要回到巫山——最近的一座大城市里去上学。这之间只有20公里的距离，但是路上却花了很长时间，因为渡船总是走走停停。几乎每一站都是一样的，没有码头，没有台阶，只有一处被水漂白成了白色的，上面印有绳索痕迹的大石头。每到一个地方，孩子们都穿着新衣服。他们拥挤在一起，整条船伴随着他们的笑声“嗡嗡”地前进着。午后的阳光变得炙热起来，学生们坐在粗糙的木头长椅上，在驶向上游的渡船上做着自己的家庭作业。

    我开始这类文章收集的初衷，是想让自己知道那些我们看似遥不可及的摄影师究竟都在做些什么？他们不朽的作品诞生于什么样的思想中，他们工作生活的环境给予他们何种特殊的力量和影响。

    值得讲述的摄影师太多了，中国的、外国的、已故的、仍在勤奋工作的、有音信的、无音信的……我的选择首先是，他们离我们是否足够的近，他们的作品是否离我们足够的近。我选择张乾琦，是因为他的身份独特，让很多人魂牵梦绕的玛格南图片社唯一的中国摄影人，我们有理由投入更多的关注。看了太多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变形的厉害，模式的可怕，冷漠的难受，于是，我想知道我们自己的人是如何记录中国的。尤其是那些栖身世界顶级图片社的人，在一种潜移默化的西方摄影文化的影响下，他如何展开他的讲述。

    我在《时代周刊》的网站上找到了他的文章，写的很美丽，如同散文家笔下的回忆录，亲切而温暖，很多与他深有同感的人都不难理解摄影师对故土改变的失落和深思。因为，在中国，我们很多人都在经历着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他介绍出来。“故乡”的主题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上手操作的主题，也许是一间房，也许是一条街，也许是一条河，也许是一座山，我觉得能让自己带着温暖展开工作的地方就是故乡，也正因为温暖，我们才可以做的仔细，做的舒心。所以，张乾琦的榜样，我们是可以学的。另外，对于这些专题我们暂可放下“技术论”的调子，用心用时间去弥补技术上的不足。

    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些故事中找到摄影师最真挚的一面。然后也能够有机会把自己的摄影故事讲述出来。希望这能是个交流感想的平台，虽然它的人太少，虽然它的内容太浅，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