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内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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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号下午4点半，我正要推门离开，X叫住我，托我帮他在北大图书馆找环境史的一本著作《象之隐退》，我告诉他这本书在图书馆里没有，不过我很乐意向老师复印一本，他谢了我，付完钱后继续坐在靠窗边的椅子上看书。

X是我这周采访的最后一个人，结束了他的访谈，我关于“三角地”的采访任务也就宣告结束了。关于三角地的前世与今生，这对两个初入杂志社的实习生来说是个浩大而急促的任务。从我周三下午接到J老师的电话，联系上了我的搭档C开始，直到周日晚上截稿。总共只有4天的时间，而我们的采访本上却写满了从老师到学生，从70年代学者到90年代知识青年，从历史系教授到经济学博导等足足8、9个人的名字。这种高密度的采访对我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很多次，我们几乎是从一个老师的办公室直接奔向另一个学者的家，唯一空闲出来的晚上便要抓紧整理当天的录音，还要抽空阅读那些在不知名的网站上“幸存”下来的历史文字。所以，这周采访我同样史无前例地没有准备任何采访提纲，只是聊天和回忆。让我欣慰的是，几乎每个人的访谈都舒服而缓慢地进行了2个小时的时间，我感觉自己不是一名记者，而更像是在追溯三角地历史的口述史家，这感觉让人亲切而放松。

采访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聊天，原本应该如此。但这三天，当Z老师坐在我的面前动情地回忆89年往事的时候，当W老师犀利地评说着青年人的爱国激情的时候，当X直言不讳教育的失败和高校的愚蠢的时候，我无法自控地把问题引向更远更深的地方。从三角地到北大往事，从学生运动到时代精神，从教育体制到国家未来，这种激越的对话一旦开始常常难以停止。我跟朋友形容，记者采访最美妙的状态就是你发现被采访者的眼中充满了爱意，记忆替代了记者向他自己提问，于是一种神交以往的状态便油然而生。怎么样才能拥有这样的状态呢？这将是我努力解答的问题。

接到任务，我打的第一通电话就是给X。这个留着一头卷曲的长发，挑染成棕色，总爱穿一件休闲西服和尖头皮鞋的男人，让我油然想到了“知识青年”这个词。大三时候，当自己被读书还是工作的选择折磨着的时候，我开始看他的书。第一本是《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随即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我几乎是在第一时间被他庞杂的知识储备和随性的行文运笔所折服，他的文章不像那些登在报纸上的时政杂文，也不是那种只为博你一笑的生活轶事，他谈的最多的是读书，是思想，是哲学，是人生观和世界观。但他把这些令人生厌的话题讲得很潇洒，像一个傍晚躺在上铺和你夜谈的室友，平日里说着大而无当的粗话，但总有些时候让你叹服他的才情和思想。X，就是这样一个人。

“三角地拆了！我操，傻逼吧。”

这是我告诉他采访意图后他说的第一句话，让我一下松弛下来，以至于后面的无论是短信还是电话我都只叫他师兄，不再留意他的名字了。

11号下午3点，他约我在金融街的一家港式茶餐厅见面。我同意，金融街空旷而富足的气息适合他这样的人，一个能同时为多家知名媒体写专栏，出过至少7本书的31岁北京男人。我进门前走过落地玻璃窗，看见长条的沙发椅，白色的餐桌，两条纤细的长腿伸到桌子底下，然后是黑色牛仔裤和皮鞋。寻常随意的衣着，让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去赴约而不是去工作。在头一天晚上，他刚刚从陕西飞回北京，今天一觉便睡到了中午11点半，在我们见面前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坐在这张靠窗的长椅上看书，是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系列中的一本。乳白色的桌子上躺着一支ipod，外表裹着柔软的橡胶套。他见我后摘掉耳机，把书扣在椅子上，然后叫来服务员开始点餐。很少有人会特意等到采访你的记者来了以后才吃饭，所以他又成就了一次我的史无前例。我理解他是不想让我浪费了他读书的心境，所以索性把吃饭之类的闲事和接受未成年人采访放到一起来做，好节省下更多的时间享受阅读的快乐。于是我的采访便在一阵菜香和咀嚼声中开始。

X心中的三角地有点像他理想中大学生活的样子，自由奔放又散漫多情。至今他记忆最深的，是住在法语系的男生宿舍里，他伙同一帮哥们儿给一个96级的漂亮女生，草拟了一份“求爱启示”，然后大张旗鼓地贴满了整个三角地。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他脸颊上隐约的青春痘痕迹。就像一个目空一切又总是无所事事的青春期男孩一样，他的大学美好记忆来自于赖床不起，来自于调侃扯淡，来自于跷课看书，来自于观察女生。而对于那些群体性的学生事件，他显得茫然无知，又不屑一顾。我向他提起2000年的邱庆枫事件，他反问我邱庆枫是谁？我问他关于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所引发的学生游行，他坦言对这类群体运动都比较抵触，他形容这种“在没有搞清楚事情怎样之前”的激动，是一种 “很盲目的义愤”。随后，一如他的杂文所持有的风格一样，他将这些现象轻而易举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认为“民族主义很容易变成意识形态，就像现在的奥运会那样，你只有说它才是好的，不说就是不对的，这种东西很容易衍生出这样的一种情绪，从而忽略了事情本身。”这令他反感，他更喜欢一个人看书，构筑一个他所谓的“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的”，由书本搭建的理想生活。

所以，他对大学生活全无好感，对于那些课程和老师的教授方式充满厌恶。他用休学一年来体会自如的大学生活，他这一年当中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发呆，然后才是看书。或许，每天去三角地走走，是他五年大学生活中唯一可以与散漫自由相迎合的体验。他记得在1996年，韩毓海的一篇《北大，魂兮归来》点燃了所有北大人的情绪，有人把文章复印下来帖在三角地的公告牌上，引来很多人的围观，仿佛三角地的“魂”在那个已经渐趋世俗与商业的时代里重新归来了。X喜欢这种交流，这种围绕着一个命题交流思想，沟通情绪的过程。他不喜欢那些游行集会，但他肯定那是三角地应该发挥的作用。

对于三角地因无用而被拆除，他的评价平静而坚决——愚蠢。

“这是一种短见”他说，略显激动。“那故宫现在也没人住啊，那拆了算了呗，盖成新的写字楼算了呗。对于一个机构或社会发展来讲，有些东西的使用功能会没有以前那么多，会弱化，但它的存在会不断提升你，这是种记忆功能……记忆是一个社会延续的基础。人是要通过不断确认记忆，来确定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位置。就像三角地的存在，里面牵扯到很多记忆。有以前学运的记忆，有民主选举的记忆，包括有很多当时知识上的锐意探讨的记忆，这些记忆都是对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激励，一种提醒。”

他的评论从来沉稳而尖刻，倒像他白领着装下暗涌的文人气质。他要了一碗白米粥，把切碎的榨菜丁一股脑倒进粥里，坦荡荡地在我面前吃起来。随后服务小姑娘又端上一屉叉烧包，最后是一盘酸菜。X在我面前不紧不慢地吃着，我的提问时常打断他常规性的吞咽，让他露出稍纵即逝的焦急。我不能确定他是否能够集中精力回答我的问题，因为胃部对食物的消化使得脑部血液减少，这会让人减慢思维的运转。不过好在X的思维转速本身就比我快了许多，所以他间歇地咀嚼停顿，反倒让我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接下来的问题，然后在他准确下咽后提出来。

他很在意那种“生命力带来的诗意”，而三角地的消失在他看来是对这种诗意的剥夺。“世界本身不是机械的，世界是生长的生物性的，就像我住在一个老的燕园一样，他们可以到新的教室上课，但他们可以说，胡适在这里讲过课，或鲁迅在这里讲过课。”他眼中的生命力体现在柿子林的泥土和落叶上，而不是大讲堂前的地砖和地灯，同样，电子信息栏是无法替代三角地公告栏的生动自由的。他描绘这个世界是一个由电脑屏幕和玻璃幕墙构成的世界，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产生诗意的。“大学不是工厂，需要的不是秩序。”

我喜欢他对于“诗意”的解读，把诗意同生命力连在一起，使这个词看上去并不酸腐。换言之，大学里的生命力可以看作是一种氛围。如他所认为的那样，知识有两种，一种是可见的，是技术上的可以模仿可以抄袭的。而另一种知识则是隐秘的，让你同某种气氛发生联系，使这种知识能够融入到你的血液和精神中去。而将青年人与这种气氛割断无疑是可悲的，从而在一系列机械化的技术模式下，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空有书本知识却无内在精神的“读书人”，X称之为“知识丰富的文盲”。

我们的话题谈到世俗化与商业化。X的眼神照顾到桌子上的白色ipod，他说：“大学应该给各种思想存在的空间。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时代IT很重要的，就都是IT，永远还会有另一部分人在谈论海德格尔。这个东西是应该并存的。这种不同声音的交汇才会塑造出一种比较好的大学气氛，有些东西是要一直存在的。去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是大学的职责之一。人不是工具，不能说我用ipod，我的思维就跟19世纪没关系啦。”对于这种融合，他同样觉得这也是对多种形态的接纳与宽容。比如三角地的公告栏，它凌乱、无秩序，但学校却并不能因为无序而强行拆除它，因为“无序也是一种有序”，这种凌乱的自由在这所百年高校中是恰如其分的。他称之为“自发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不能由哪方面来规定的，现在反而变成了对自由思想的扼杀。“因为大学不是工厂，这里进行的是人的活动。”

酸白菜是最后上来的，他边回答我的问题边夹起一片油亮的白菜叶放进嘴里。在北京这种略显阴霾的午后，他面前翠绿色的白菜叶像他传达给我的观念一样，简单、直白，却饱含了生命力。他是这种类型的人，不会屈就于现实，随时随地可以扭头躲进浩瀚的书本世界中。他形容自己的大学生活是困惑的，“比较晕”。“你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于是就自己瞎迷茫呗，想得没有太多实在的东西。”于是他用一年的休学时间来发呆、瞎逛、看书，他写的专栏随性而思辨，很适合青年人的胃口。他写自己在北大南门外的小酒馆里喝酒，写借钱给邂逅的流浪女孩，写他躺在阳光下的被窝里看梁遇春的散文，写他是何等享受那种穿拖鞋游荡在校园里的样子。遗憾的是，我很难想象面前的这位西服衬衫的专栏作家穿上拖鞋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用着ipod，不一定思维也是ipod”，X规矩优雅的着装下，有着“趿拉着拖鞋”的闲趣和清爽。

他不断地给我们俩面前的杯子蓄水，我的提问在这个时候会停顿下来。坦率地讲，很多次我都无法准确而迅速的跟上他的思维，他的语言从一个时代跳到另一个时代，从一种意象跳到另一种意象，我却常常只能回味余音中的信息。他1976年生人，大我十岁，代沟似乎已经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叫《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旁边注着“born in the 1970s”所以，他并不了解今天20出头的青年人们。在我周而复始的追问下，他突然怅然地感叹道：“我觉得你们这代人……也不能说不好，可能就是被时代败坏的太多了吧。”我能听出他语气中的不满与不屑，他出生在1970年代，那个时代的大学青年在他看来已经开始没落了，而至于1980，甚至是1990年代，他实在没有太多期望的理由。“我不了解你们这一代”他说。

他对现在的大学教育制度是绝望的。“一个文化上的黑暗时期”他说，“北大三角地这个事情是全中国都在上演的一幕，教育是社会的未来，其实我们是在葬送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说，学校本来是可以躲避掉这种社会风暴的，它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但现在大学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所有社会上的规则。这个变化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最明显的就是大学商业化和官僚化的倾向。校长跟政府官员差不多，国家拨了一大笔钱给大学，突然能够支配这些钱的人变成了很重要的人 ，然后所有的学术产出都围绕着这笔钱来展开。另一方面这些学校领导因为巨大的资金突然变得像风险投资商一样。有钱了，他们就会变的傲慢。权力在学校里的空前放大，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过程。”

对于三角地的消失，他直言不讳：“里面充满了权力的傲慢，因为三角地是代表一种更为自发的声音。一种来自于自下而上的声音，你不管变成电子公告牌或是变成什么，它种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藐视自下而上声音的过程。它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规定好的声音。”在说到“风险投资商”的时候他苦笑了一声，那是他在作《东方企业家》主笔的时候最熟悉不过的词汇，只是不该出现在这里。

整个一个半小时的采访，像这样连贯的大段对话并不多。作为一个记者，我当然寄希望于他能够出口成章，好让我省去拼凑整理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在你面前口若悬河的时候，你能够确定他说“开了”。而被采访者的这种状态无疑对记者是种鼓励，因为本来就是你强拉人家坐在这里跟你说话，所以至少要让对方有“一吐为快”的感觉。毕竟不是每次采访都会遇到“不吐不快”的人，如何让“强扭的瓜”也好吃，是值得每个记者思考的。

采访的最后，X说：“本质而言，发表民主声音的地方应该很多，三角地这么集中本身就是一个变态。”这让我想到我桌面便签上记的一句话“广场政治是民主的学步，却不应成为民主的常态”。不幸的是，北大三角地的消亡并不是民主常态化的表征，却是意味着民主的声音更少了。

                                                                                                               2007-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