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内10号

      因德内10号居住空间有限，已经容不下我的一张照片了，所以现决定扩建。将已有的二进间的小院再扩出一间，以招呼更多的朋友，储存更多的杂物。原先老宅，原样保留。

    从2006年7月4日，入住德内10号以来，时常与老友们把酒言欢、高谈阔论，更是通过图片和文字结交了不少天南海北只知其人，未睹其容的新朋友。我从你们那里得到了很多鼓励和帮助，这必定是我受用终生的财富。希望扩建以后，还能一如既往，来德内10号坐坐。

      德内10号一间：http://blog.sina.com.cn/wangyin3721

      德内10号二间：http://photowang.blogbus.com

      新扩建德内10号上房：http://photoyin.blogbus.com

     

      25号下午，我们走出老人家的院门，转身告别。看见老人颤巍巍地和孙媳妇走出来，满脸堆笑地站在门口，突然弯腰给我们鞠了一躬。老人雪白色的山羊胡子贴到了胸前的羽绒坎肩，脸上因微笑而红润。我们赶忙伸出手去，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80多年，老人跑遍过大半个中国，二战时候在印度抗击日本兵用了三年的时间，解放后回到家乡当了一名中学的英语老师，20年后走下讲台每日守在这间不算整洁的小院里。他儒雅、寂寞，总缠绕着一种悲伤，在这个人口不少的村子里能跟他遛弯说话的人几乎没有，那间小院也建在村子的最边上，挨着田地，离学校最近，却离村里人最远。他是国民党的一位退役老兵。

      老人家四世同堂，儿孙都已在外面闯出了名堂。小孙子在美国念完了博士后，被洋公司看中高薪留用，于是把父母亲也接了过去，本想叫爷爷也过去享受享受，老爷子却说自己已经坐不动飞机了。另外两个孙子在村子里开宾馆，开工厂，给村子做了不少贡献。还有一个现在南开读硕士研究生，同样是前途无量。现在，老爷子在我们的眼里是幸福的，尽管这种幸福不那么纯粹，多少带着些苦涩，但仍然能让我们舒心的一笑，毕竟几十年的苦难，换来最后的幸福生活是该尽兴体味的。我明白，人活一世，到最后最可贵的莫过于一身轻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相关课程也许是历史系最抢手的，每次上课总能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前来旁听。他们坐在我的身边，穿着深色夹克衫，拿着沏满茶叶的玻璃杯，跷着腿，歪着脖，惊叹和笑声会时不时从他们嘴里迸发出来，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接着老师的话头，显得那么游刃有余又兴致勃勃。他们来旁听共和国史的目的很简单——解禁！

我不是一个会学历史的人，稍微懂点历史的时间也只是局限在期末考试前一天的夜里，大密度的突击复习能让我产生“博学”的错觉，但稍纵即逝。我学了三年，总结学习历史的经验就是看书，总觉得任何自己不知道的东西都会有人知道，而且那人早已写好了一本正对胃口的书等着我去破解未知。不幸的是，这个方法在我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时候又失败了。最开始，我发现可读的书很多，那些包罗万象的书籍很容易让我回忆起高中课本中的知识，没有了语言上的障碍，没有了“朝代”的隔膜，我觉得共和国史触手可及。但三年的课程进行下来，我发现自己对于那段历史竟然一窍不通，而往日那些授业解惑的书本，直到今天才恍然大悟是在把自己往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上拽。而那些我所谓的“破解未知”，不过是在裹挟着自己远离了问题本身。这很聪明，让一个孩子不去“瞎问”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讲另一个吸引人的故事。

我做这个傻孩子已经很多年了，做的快乐而兴奋。我每次到海边总是看不够大海，根本不去注意那些埋在沙滩下的石头，直到我的脚被硌到。最近这段时间我被硌的很疼，然后才猛然间发现沙子下面的石头原来有那么多，而它们又形态各异。我想很多人也许跟我一样，听共和国史的过程就是在沙滩上踩石头的过程，踩的越深，痛的越狠，感受的也就越真。

有个道理每个人都懂，共和国史——或者说真实的共和国史——有很大一部分都被封禁起来了，我们所接触到的不过是费尽心机后的“删节版”。这种感觉很难受，像看电影《色，戒》时，我坐在电影院的黑暗中祈祷着李安在剪片的时候能够手下留情，不要将那段已经挑逗我们许久的“感情戏”赶尽杀绝。但现实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一部电影如果按两个小时来算也不过是120分钟，从中删掉超过十分之一的镜头还想让整个故事连贯精彩是几乎不可能的。结果我没有看懂电影，我把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于影片大部分的拍摄场景——“卧室”——在删节版中无处寻觅。当受骗和失望的情绪挥之不去的时候，我们自然会选择去做一件最理所当然的事情——找出那段删节版。这个过程再正常不过，如果孩子没法从家长或老师的口中获取“性教育”知识的话，那么网络的普及将必然为他们所重用。我们会下载“（完整版）性知识科教片”去破解那些生理卫生上的无知，当然顺便去填补由于长时间的无知而引发的好奇。同样，我们由于对那段删节版的历史太过失望，从而选择走进大学教室。解禁——我们只想知道发生过的事情。

前几节课放映《暴风骤雨》的纪录片，给我的震动很大。我想起初中二年级学《分马》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安排我们班排了一出课本剧。我非常有幸扮演了郭全海。有一个场景我记忆犹新，郭全海站在高处激动地为村里人宣传土地改革的好政策。我当时借了爷爷的一身旧中山装（我那时不知道怎样才能更“村长”一些），然后站在课桌上，一只手插着腰，一只手在空中痉挛地抓挠，同时背诵课文中的台词。这种兴奋一直保留到今天。直到前一阵看到这部纪录片，我在震惊之后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茫然，我不知道自己二十年来接受的信息、理念、方法、对错，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原本是真的，哪些原本是假的。一种怀疑的情绪让我觉得自己无知透顶，随后就是深深的后怕。我在想，如果我没有进入这个教室，看到这样一部影片的话，我兴奋与自豪的舞台情节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难道真的要依靠无数人的口口相传，让我积累够了足以串连成一个独立完整故事的碎片，并且在排除了那些夸张、渲染、编造的情节之后，在我行将结束人生旅途的时候，终于明白了在一个世纪之前发生了怎样的事情，然后在释然与解脱的微笑中死去吗？

     一个自己要不到饭吃还叫嚣着劫富济贫的人是可笑的。我没有耐心做一个“良民”，于是我最近看了很多“禁片”，希望让自己在踏出这个大学校门之前彻底“思想复杂”起来。昨天我又看了一部“禁片”，田壮壮导演在1993年拍摄的电影《蓝风筝》。影片讲述了北京一户人家在四合院里生活的故事。以一个小孩成长中的自述串连起了三个历史时期的三段故事，反右、大跃进、文革。在这三段历史中，这个普通的北京家庭复制了从喜悦到破裂的完整过程。我首相惊讶于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在今天看来可以用豪华来形容。濮存昕、吕丽萍、李雪健、郭宝昌……还有很多眼熟却记不住名字的演员。影片的成功得益于演员的诠释，当然还有导演田壮壮历时一年多时间的编剧。影片获得了第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女演员奖。回国后，影片被禁，田壮壮在随后的十年中没有再拍过电影。

    昨天看完影片以后，我躺在床上想我为什么要学历史，又为什么要干新闻。最直接的回答是，我想知道以前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而现在又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但讽刺的是，我所学的离我最近的历史不是完整的历史，它是经过了无数个“导演”剪切、拼接、PS以后形成的历史，在那段历史中，我是国庆节方队里举着彩色纸板拼出“祖国万岁”的少年。而我现在做的新闻，领导会委婉而亲切地告诉你，这些话你不能说，那个词你要换一种形式。朱镕基曾经为焦点访谈题词“群众喉舌，政府镜鉴”，而现在的大多数新闻媒体却充当了尽职的“政府喉舌”。而对于这些，我不知道有多少课需要去听，又有多少禁片需要去看呢？ 

       解禁，我们要等多少年？1991年9月27日，国家档案局和国家保密局联合颁布的《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中说是30年。好啊。等等，里面第七条特别说明：“凡涉及下列内容的应当控制使用”：

    (一)涉及我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尚未作出结论的、不宜公开的，对社会开放会影响党内团结、党和国家机关工作正常开展的档案；　　

    (二)涉及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及社会各界著名爱国进步人士的政治历史评价及工作与生活中不宜公开的，对社会开放有损个人形象、人格尊严和声誉的档案；　

  　(三)涉及我党和国家秘密工作的组织关系、工作方法、策略手段、情报来源的，对社会开放会使保护党和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措施、手段的可靠性降低或者失效的档案；

    ……

    (二十)除上述范围外，其他影响党和国家利益的档案。  

11月11号下午4点半，我正要推门离开，X叫住我，托我帮他在北大图书馆找环境史的一本著作《象之隐退》，我告诉他这本书在图书馆里没有，不过我很乐意向老师复印一本，他谢了我，付完钱后继续坐在靠窗边的椅子上看书。

X是我这周采访的最后一个人，结束了他的访谈，我关于“三角地”的采访任务也就宣告结束了。关于三角地的前世与今生，这对两个初入杂志社的实习生来说是个浩大而急促的任务。从我周三下午接到J老师的电话，联系上了我的搭档C开始，直到周日晚上截稿。总共只有4天的时间，而我们的采访本上却写满了从老师到学生，从70年代学者到90年代知识青年，从历史系教授到经济学博导等足足8、9个人的名字。这种高密度的采访对我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很多次，我们几乎是从一个老师的办公室直接奔向另一个学者的家，唯一空闲出来的晚上便要抓紧整理当天的录音，还要抽空阅读那些在不知名的网站上“幸存”下来的历史文字。所以，这周采访我同样史无前例地没有准备任何采访提纲，只是聊天和回忆。让我欣慰的是，几乎每个人的访谈都舒服而缓慢地进行了2个小时的时间，我感觉自己不是一名记者，而更像是在追溯三角地历史的口述史家，这感觉让人亲切而放松。

采访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聊天，原本应该如此。但这三天，当Z老师坐在我的面前动情地回忆89年往事的时候，当W老师犀利地评说着青年人的爱国激情的时候，当X直言不讳教育的失败和高校的愚蠢的时候，我无法自控地把问题引向更远更深的地方。从三角地到北大往事，从学生运动到时代精神，从教育体制到国家未来，这种激越的对话一旦开始常常难以停止。我跟朋友形容，记者采访最美妙的状态就是你发现被采访者的眼中充满了爱意，记忆替代了记者向他自己提问，于是一种神交以往的状态便油然而生。怎么样才能拥有这样的状态呢？这将是我努力解答的问题。

 

接到任务，我打的第一通电话就是给X。这个留着一头卷曲的长发，挑染成棕色，总爱穿一件休闲西服和尖头皮鞋的男人，让我油然想到了“知识青年”这个词。大三时候，当自己被读书还是工作的选择折磨着的时候，我开始看他的书。第一本是《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随即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我几乎是在第一时间被他庞杂的知识储备和随性的行文运笔所折服，他的文章不像那些登在报纸上的时政杂文，也不是那种只为博你一笑的生活轶事，他谈的最多的是读书，是思想，是哲学，是人生观和世界观。但他把这些令人生厌的话题讲得很潇洒，像一个傍晚躺在上铺和你夜谈的室友，平日里说着大而无当的粗话，但总有些时候让你叹服他的才情和思想。X，就是这样一个人。

“三角地拆了！我操，傻逼吧。”

这是我告诉他采访意图后他说的第一句话，让我一下松弛下来，以至于后面的无论是短信还是电话我都只叫他师兄，不再留意他的名字了。

11号下午3点，他约我在金融街的一家港式茶餐厅见面。我同意，金融街空旷而富足的气息适合他这样的人，一个能同时为多家知名媒体写专栏，出过至少7本书的31岁北京男人。我进门前走过落地玻璃窗，看见长条的沙发椅，白色的餐桌，两条纤细的长腿伸到桌子底下，然后是黑色牛仔裤和皮鞋。寻常随意的衣着，让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去赴约而不是去工作。在头一天晚上，他刚刚从陕西飞回北京，今天一觉便睡到了中午11点半，在我们见面前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坐在这张靠窗的长椅上看书，是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系列中的一本。乳白色的桌子上躺着一支ipod，外表裹着柔软的橡胶套。他见我后摘掉耳机，把书扣在椅子上，然后叫来服务员开始点餐。很少有人会特意等到采访你的记者来了以后才吃饭，所以他又成就了一次我的史无前例。我理解他是不想让我浪费了他读书的心境，所以索性把吃饭之类的闲事和接受未成年人采访放到一起来做，好节省下更多的时间享受阅读的快乐。于是我的采访便在一阵菜香和咀嚼声中开始。

X心中的三角地有点像他理想中大学生活的样子，自由奔放又散漫多情。至今他记忆最深的，是住在法语系的男生宿舍里，他伙同一帮哥们儿给一个96级的漂亮女生，草拟了一份“求爱启示”，然后大张旗鼓地贴满了整个三角地。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他脸颊上隐约的青春痘痕迹。就像一个目空一切又总是无所事事的青春期男孩一样，他的大学美好记忆来自于赖床不起，来自于调侃扯淡，来自于跷课看书，来自于观察女生。而对于那些群体性的学生事件，他显得茫然无知，又不屑一顾。我向他提起2000年的邱庆枫事件，他反问我邱庆枫是谁？我问他关于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所引发的学生游行，他坦言对这类群体运动都比较抵触，他形容这种“在没有搞清楚事情怎样之前”的激动，是一种 “很盲目的义愤”。随后，一如他的杂文所持有的风格一样，他将这些现象轻而易举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认为“民族主义很容易变成意识形态，就像现在的奥运会那样，你只有说它才是好的，不说就是不对的，这种东西很容易衍生出这样的一种情绪，从而忽略了事情本身。”这令他反感，他更喜欢一个人看书，构筑一个他所谓的“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的”，由书本搭建的理想生活。

所以，他对大学生活全无好感，对于那些课程和老师的教授方式充满厌恶。他用休学一年来体会自如的大学生活，他这一年当中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发呆，然后才是看书。或许，每天去三角地走走，是他五年大学生活中唯一可以与散漫自由相迎合的体验。他记得在1996年，韩毓海的一篇《北大，魂兮归来》点燃了所有北大人的情绪，有人把文章复印下来帖在三角地的公告牌上，引来很多人的围观，仿佛三角地的“魂”在那个已经渐趋世俗与商业的时代里重新归来了。X喜欢这种交流，这种围绕着一个命题交流思想，沟通情绪的过程。他不喜欢那些游行集会，但他肯定那是三角地应该发挥的作用。

对于三角地因无用而被拆除，他的评价平静而坚决——愚蠢。

“这是一种短见”他说，略显激动。“那故宫现在也没人住啊，那拆了算了呗，盖成新的写字楼算了呗。对于一个机构或社会发展来讲，有些东西的使用功能会没有以前那么多，会弱化，但它的存在会不断提升你，这是种记忆功能……记忆是一个社会延续的基础。人是要通过不断确认记忆，来确定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位置。就像三角地的存在，里面牵扯到很多记忆。有以前学运的记忆，有民主选举的记忆，包括有很多当时知识上的锐意探讨的记忆，这些记忆都是对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激励，一种提醒。”

他的评论从来沉稳而尖刻，倒像他白领着装下暗涌的文人气质。他要了一碗白米粥，把切碎的榨菜丁一股脑倒进粥里，坦荡荡地在我面前吃起来。随后服务小姑娘又端上一屉叉烧包，最后是一盘酸菜。X在我面前不紧不慢地吃着，我的提问时常打断他常规性的吞咽，让他露出稍纵即逝的焦急。我不能确定他是否能够集中精力回答我的问题，因为胃部对食物的消化使得脑部血液减少，这会让人减慢思维的运转。不过好在X的思维转速本身就比我快了许多，所以他间歇地咀嚼停顿，反倒让我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接下来的问题，然后在他准确下咽后提出来。

他很在意那种“生命力带来的诗意”，而三角地的消失在他看来是对这种诗意的剥夺。“世界本身不是机械的，世界是生长的生物性的，就像我住在一个老的燕园一样，他们可以到新的教室上课，但他们可以说，胡适在这里讲过课，或鲁迅在这里讲过课。”他眼中的生命力体现在柿子林的泥土和落叶上，而不是大讲堂前的地砖和地灯，同样，电子信息栏是无法替代三角地公告栏的生动自由的。他描绘这个世界是一个由电脑屏幕和玻璃幕墙构成的世界，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产生诗意的。“大学不是工厂，需要的不是秩序。”

我喜欢他对于“诗意”的解读，把诗意同生命力连在一起，使这个词看上去并不酸腐。换言之，大学里的生命力可以看作是一种氛围。如他所认为的那样，知识有两种，一种是可见的，是技术上的可以模仿可以抄袭的。而另一种知识则是隐秘的，让你同某种气氛发生联系，使这种知识能够融入到你的血液和精神中去。而将青年人与这种气氛割断无疑是可悲的，从而在一系列机械化的技术模式下，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空有书本知识却无内在精神的“读书人”，X称之为“知识丰富的文盲”。

我们的话题谈到世俗化与商业化。X的眼神照顾到桌子上的白色ipod，他说：“大学应该给各种思想存在的空间。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时代IT很重要的，就都是IT，永远还会有另一部分人在谈论海德格尔。这个东西是应该并存的。这种不同声音的交汇才会塑造出一种比较好的大学气氛，有些东西是要一直存在的。去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是大学的职责之一。人不是工具，不能说我用ipod，我的思维就跟19世纪没关系啦。”对于这种融合，他同样觉得这也是对多种形态的接纳与宽容。比如三角地的公告栏，它凌乱、无秩序，但学校却并不能因为无序而强行拆除它，因为“无序也是一种有序”，这种凌乱的自由在这所百年高校中是恰如其分的。他称之为“自发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不能由哪方面来规定的，现在反而变成了对自由思想的扼杀。“因为大学不是工厂，这里进行的是人的活动。”

酸白菜是最后上来的，他边回答我的问题边夹起一片油亮的白菜叶放进嘴里。在北京这种略显阴霾的午后，他面前翠绿色的白菜叶像他传达给我的观念一样，简单、直白，却饱含了生命力。他是这种类型的人，不会屈就于现实，随时随地可以扭头躲进浩瀚的书本世界中。他形容自己的大学生活是困惑的，“比较晕”。“你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于是就自己瞎迷茫呗，想得没有太多实在的东西。”于是他用一年的休学时间来发呆、瞎逛、看书，他写的专栏随性而思辨，很适合青年人的胃口。他写自己在北大南门外的小酒馆里喝酒，写借钱给邂逅的流浪女孩，写他躺在阳光下的被窝里看梁遇春的散文，写他是何等享受那种穿拖鞋游荡在校园里的样子。遗憾的是，我很难想象面前的这位西服衬衫的专栏作家穿上拖鞋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用着ipod，不一定思维也是ipod”，X规矩优雅的着装下，有着“趿拉着拖鞋”的闲趣和清爽。

他不断地给我们俩面前的杯子蓄水，我的提问在这个时候会停顿下来。坦率地讲，很多次我都无法准确而迅速的跟上他的思维，他的语言从一个时代跳到另一个时代，从一种意象跳到另一种意象，我却常常只能回味余音中的信息。他1976年生人，大我十岁，代沟似乎已经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叫《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旁边注着“born in the 1970s”所以，他并不了解今天20出头的青年人们。在我周而复始的追问下，他突然怅然地感叹道：“我觉得你们这代人……也不能说不好，可能就是被时代败坏的太多了吧。”我能听出他语气中的不满与不屑，他出生在1970年代，那个时代的大学青年在他看来已经开始没落了，而至于1980，甚至是1990年代，他实在没有太多期望的理由。“我不了解你们这一代”他说。

他对现在的大学教育制度是绝望的。“一个文化上的黑暗时期”他说，“北大三角地这个事情是全中国都在上演的一幕，教育是社会的未来，其实我们是在葬送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说，学校本来是可以躲避掉这种社会风暴的，它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但现在大学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所有社会上的规则。这个变化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最明显的就是大学商业化和官僚化的倾向。校长跟政府官员差不多，国家拨了一大笔钱给大学，突然能够支配这些钱的人变成了很重要的人 ，然后所有的学术产出都围绕着这笔钱来展开。另一方面这些学校领导因为巨大的资金突然变得像风险投资商一样。有钱了，他们就会变的傲慢。权力在学校里的空前放大，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过程。”

对于三角地的消失，他直言不讳：“里面充满了权力的傲慢，因为三角地是代表一种更为自发的声音。一种来自于自下而上的声音，你不管变成电子公告牌或是变成什么，它种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藐视自下而上声音的过程。它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规定好的声音。”在说到“风险投资商”的时候他苦笑了一声，那是他在作《东方企业家》主笔的时候最熟悉不过的词汇，只是不该出现在这里。

整个一个半小时的采访，像这样连贯的大段对话并不多。作为一个记者，我当然寄希望于他能够出口成章，好让我省去拼凑整理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在你面前口若悬河的时候，你能够确定他说“开了”。而被采访者的这种状态无疑对记者是种鼓励，因为本来就是你强拉人家坐在这里跟你说话，所以至少要让对方有“一吐为快”的感觉。毕竟不是每次采访都会遇到“不吐不快”的人，如何让“强扭的瓜”也好吃，是值得每个记者思考的。

采访的最后，X说：“本质而言，发表民主声音的地方应该很多，三角地这么集中本身就是一个变态。”这让我想到我桌面便签上记的一句话“广场政治是民主的学步，却不应成为民主的常态”。不幸的是，北大三角地的消亡并不是民主常态化的表征，却是意味着民主的声音更少了。

   

                                                                                                               2007-11-14

      这个题目不属于传统上的心理小品，我只是想写一个观后感，是关于三部与监狱有关的电影的。我至今只看过三部以监狱为背景的电影（《红岩》就不算了，《越狱》也不算了），惊奇的是，这个看似与我的生活相隔甚远的题材，却总能带给我强烈的心灵震撼。这三部电影便轻易地在第一时间征服了我，精妙的编剧，精彩的导演，精湛的表演，让我不禁感叹监狱是否是催生伟大心灵作品的第一温床。

      三部电影第一部是《萧申科的救赎》，这部电影当年初入中国的时候并没能引起太过强烈的反响，那时候的中国人几乎全都被《泰坦尼克号》的“大片模式”捕获了，忙不迭地欣赏摇摆大船上的牢固爱情，所以忽略了牢固监狱中的摇摆人生。直到两年前，这部“越狱科教片”成功被冠以“男人一生要看的10部影片之首”重新杀进了大家的视野，于是一时间，谁都在抢看这部电影。关于这部电影的情节，应该不会有人不知道了，因为男人大都会看（以证明他们是男人），而女人也基本都会看（以证明他们了解男人），所以我不多说了。整部影片震撼我的地方，在于“生命力之顽强”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追求自由的力量几乎让人无所不能。我打赌每个初看此片的人，当看到典狱长把小石子扔进“梦露”的裙子后面时，一定都惊得呆在那里了。

      第二部电影是安东尼·霍普金斯（那个吃人的“老不死”）主演的《本能反应》，请务必分清楚《本能反应》与《本能》，我只知道《本能反应》的英文名字是instinct，《本能》的不知道，也没看过，不过据说那也是男人应看的几大影片之一，留作后话吧。这个电影讲述了一个动物学家潜心研究大猩猩很多年，与大猩猩结下了很深的感情。他在一次阻止盗猎者的抵抗中杀害了两个人，同时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对人类的本性充满憎恶，最终被送进一家监禁精神病犯的监狱。小古巴古丁扮演的心理医生为他进行心理评估，通过不断的努力（甚至是生命危险），终于走进了他的内心世界，了解了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影片最后，教授在一帮精神病患的帮助下越狱了，重新回到了丛林深处。这个片子从拍摄到表演都很精彩，光是老戏骨安东尼的眼神和声音就足以吸引你。影片震撼我的地方在于当中反复提到的一句台词，“我们所有人都是掠夺者”，限制我们心灵解放的东西是“权力欲”，我们贪图权力的快感，而妄加施予，动物就是这种暴行的受害者。

      第三部影片是略带有科幻色彩的一部片子，同样是实力派明星出演，汤姆汉克斯的the green mile，影片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一间死刑犯监狱里。体格健硕而心地善良的乔（忘了什么名字），为了拯救两个小女孩而含冤入狱，即将面临电椅的处死。在狱中，他用自己的神奇力量帮助了很多人，他让小老鼠起死回生，让狱警（汉克斯演）摆脱了前列腺炎的困扰，还帮助一位生命垂危的女士重获新生。但整部影片最让我激动的部分，是他“控制”了一位残暴的小狱警，让他在几乎无意识的状态下开枪打死了真正的杀人凶手。很长时间，我都不能够理解，从大个子口中咳出来的像菜粉蝶一样的东西是什么？直到他间接杀害了那个杀人凶手，那堆不明飞行物从小狱警的口中喷出，我突然意识到，那些稍纵即逝的飞行物或许就是“仇恨”“痛苦”等一切人们不愿拥有的东西，而大个子的神奇就在于他会吸走你体内的这些有害的小精灵，让你从痛苦或是仇恨中解脱出来。我为影片的这点科幻色彩而拍案叫绝。

      三部影片说完了。我想到不知是谁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的一个公开场合，曾经说过，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你须要有三种经历：第一当兵；第二进监狱；第三我忘了，可能是为人父吧。这句话和这三部影片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我想说，监狱对于男人来说也许真是一种矛盾的情结，一方面进监狱意味着个人的短暂消失，与整个世界和社会隔离，并且进监狱从来都不是被提倡的。但另一方面，监狱这个封闭的纪律森严的单一空间，限制住了男人的身体活动和社会参与，但却激发出一种精神上的应激反应。换句话说，人性在监狱中很容易因为暴露而变得极端化，因为在这个环境中你暴露自己的人性本质是安全的，本我完全可以超脱出来肆意一番，因为你已经被社会隔离了，唯一要做的就是服从狱警的管教，但这相比于社会的规矩要简单的多。所以，监狱是个张扬个性，缔造神奇的地方。于是我们会看到某某人用手挖了十几年的地道成功逃狱，某某人在狱中潜心研究学问，出来后名噪一时等等。也许对于男人来说，这种极端化的释放是具有诱惑力的，再加之，“从里边儿出来”的人往往都是硬汉造型，所以在气质上会更加男性化。我认识的一个“从里边出来的”人就很曾自豪地向我展示，他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制造器械锻炼身体以在狱中立于有利位置的。

      最后，以上猜测不过源于三部好莱坞电影。我深信中国的监狱不会缔造出这样的神话来，我们的监狱从来擅长“人性改造”，所以进去的男人多半能脱胎换骨成为男孩，开始新的生活。所以，综上所述，中国的男人们，大家还是要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